新一年的春运“大迁徙”，与往年来比并没有什么两样。一样熙熙攘攘的人群，一样热闹喧嚣的气氛，一样干燥冷硬的空气，一件件行李——不管是拉杆箱还是蛇皮袋，都显得格外大且厚重。
1月24日的北京各大火车站已经迎来了春运小高潮。在北京南站的入口处，身高160cm的林丹在挤挤挨挨的人群中艰难地挪动，她手头的两个30寸大箱子使她显得格外娇小柔弱。在过安检的时候，旁边的一位中年男子终于看不下去了，他伸手帮这位女孩把行李箱放到安检传送带上，甩甩手说：“嘿，还真不轻。”
林丹当然知道行李箱为什么这么重。这里面盛放着她在北京生活的10年青春。现在，她那间位于五道口地铁站附近的出租屋里已经收拾干净，没有留下她的任何痕迹——正如她对于北京一样。
就在她离开的前一天，北京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公布了新的常住人口数据：2018年末，北京全市常住人口2154．2万人，比上一年减少了16.5万。这是1997年以来的北京常住人口第二次下降。
离开北京的青壮年更多。上述数据显示，2018年末北京15－59岁常住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了23.3万。
这意味着，至少有23.3万的青壮年人在这冬天，踏上了归路，从自己曾赋予希望的城市离去。这条路，他们曾每年都干净利落地走，正如他们每年都毫不拖泥带水地回来一般。
而现在凛冬将至，大城市也抵挡不了严寒的入侵了。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奋斗、困顿、挣扎后，他们忽然发现，自己仍看不清未来。他们尤其害怕同学聚会，害怕看到当年“认怂”留在家乡的朋友如今混得风生水起的样子。
泡沫
林丹手上的车票是G字打头的高铁票，回趟家也不过3个半小时而已。她的家位于山东某二线城市，最近新建了火车站，到北京只需2小时52分的时间。她不禁想起自己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时候，那时候是2008年，为了上大学，坐的还是K字打头的车，历时8个多小时。
毕业后，林丹希望在北京留下来。由于人口基数大，山东的考生能考到北京的学校本来就不容易，她希望借此机会闯一闯、涨涨见识；再者，四年的北京生活让她不满足于回到家乡了——那里没有国家大剧院、没有各类音乐会、没有那么多文化艺术中心来度过每一个空虚的周末。
然而工作至今六年过去了，她从未去听过一次音乐会，逛街的次数也屈指可数。那时候她给自己找的借口是，以后有钱有时间了再去，现在先奋斗，要付房租、要还信用卡，还要攒年假的旅游经费。
林丹也曾经看到过未来的“曙光”——2016年末她入职国内某共享单车平台，这是她第一次月薪过万。她甚至听说职能部门总监能拿到月薪5万元以上，这是她在那间可以俯瞰北大的办公室中立下的目标。
然而事实总是能给人“会心一击”。2018年底，林丹所在的公司濒临倒闭，一枕黄粱梦碎一地。看不到前景的林丹选择拿了遣散费离开。离职的当晚，她看到朋友圈里高中同学发的结婚照，照片上的钻戒闪得她“眼疼”。
都市男女的感情大多无疾而终，工作往往优先于生活和爱情，这个时候，浸润着柴米油盐的小城生活忽然显得有些令人向往。
这个冬天，新的工作似乎也特别难找。林丹去面试了几次工作，结果并不理想。有些是薪水太低，有些是工作内容不匹配，一家自己比较满意的公司，谈完之后就没了下文。最后，她给父母打了个电话，母亲说，孩子别怕，想回来就回来吧。
行囊
收拾行李其实很快，林丹的十年，满打满算不过两个行李箱。衣服、书籍、大件家具，大多数被她送人或者捐出去了。
中午12点40分，林丹已经坐在高铁靠窗的座位上。她看着窗外一晃而过的北京的冬景，稀疏的树木仿佛在做最后的告别。
几乎是同一时刻，刘昭用胶带封好了最后一件行李打包箱。这间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的12平米小屋里，此刻满满当当十来个箱子——这是刘昭的全部家当。他甩了甩因疲惫而僵硬发痛的手臂，招呼着自己的前同事帮忙发货。
角落里搁着几个箱子，这是准备寄给闲鱼上的买家的。一星期以来，刘昭以几块钱的“超低价格”甩卖诸如晾衣杆、置物架、沙发床等生活用品，共卖了251元钱。他感觉这个钱数“有点搞笑又有点伤感”。一瞬间他似乎回到了高三毕业时的状态——那么多复习资料，也就卖了67块钱。
另一部分将在几天后到达刘昭的河南老家平顶山。“最后一次照顾自家生意啦！”他对上门寄件的前同事笑称。最近，他从北京一家物流公司辞职，用这家物流公司邮寄归家的行李，被他当成了告别北京的仪式。
刘昭在北京待了三年零三个月，但是连故宫都没看过，天安门他也只有在公交车上的时候，远远望过一次。2015年，他毕业于河南当地的一所大学，跟着上铺的兄弟一起成了“北漂”。他去了一家物流公司，月薪8000元——这是家乡平均工资的两倍。此时的他在北京的边缘处租了间小房间，但他相信自己不会一直住在这里。
上铺的兄弟则过得没那么舒心，辗转几个月、换了几份工作都不合适，高不成低不就，2015年年底就回了老家，在父辈的帮助下找了份清闲的工作。刘昭当时很不理解，觉得这位仁兄吃不了苦、目光不长远。
刘昭是吃过苦的人。他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，高三读了两年，就为了一纸本科的文凭。来到北京则有更深层的考虑，他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在更加繁华的城市、接受更好的教育、拥有更多的机会。
然而三年过去了，当年回乡的兄弟已经买房、买车，年底还要跟女朋友订婚。而刘昭，依旧住在那间出租房里，在同样的职位上做着同样的工作，薪水也没怎么变。这些年，他攒下了一点钱，勉强可以买下郊区的一平米了。家中还有弟弟妹妹需要供养，拿不出钱给他补贴买房；至于贷款，最多也只能贷120万元，这放到老家是笔巨款，放到北京买房，依然是一个不可实现的梦。
12月份，刘昭跟家人视频，弟弟妹妹问他，能不能带个嫂子回家过年。他知道这是父母授意下的试探，他笑着应付过去，心头却一阵发涩。也不是没有暗恋的女孩子，可是没车没房，哪个女孩子肯跟他回去呢？
临走前，刘昭终于去了一趟故宫。那天难得没有雾霾，太阳看起来很温暖，风却依旧干冷。很多宫殿都没有开门，意图找到偏门的游客们在宫墙外转了好几圈，最终失望离去。
出路
归乡的火车总有一种魔力，能够让陌生人迅速成为朋友。在充斥着泡面和火腿肠味道的K字头火车上，打发无聊的乘客们打起了牌。刘昭听到了熟悉的乡音，那是一对年轻夫妇，带着一个3、4岁的小女孩回老家过年，他忽然有些羡慕了。
躺在火车上的刘昭想好了出路。年后在当地找找同类型的工作，期间准备去考公务员。在家乡，凭借父辈的人脉和关系，总是能活得下去，甚至房价都没那么可怕了，一切都还是有奔头的。
林丹则早已回到自己的家中。经过跟父母的长谈，她准备考个教师资格证，去离家不远处的国际学校当老师，年薪约有30万元。
1月25日下午17时16分，刘昭的火车从北京西站出发，13个小时后，他的家人出现在闸机口的栅栏前，如同千万个期盼归家游子的人一样，接过他手中的包裹，喜气洋洋着、嘘寒问暖着。
这样的景象出现在1月21日到3月1日期间的中国各大车站口。刘昭看到站外翘首以待的人群，忽然想起在故宫钟表馆，水泄不通的游客们等待那座巨大的铜镀金写字人钟报时的场景。
——如同朝圣者一般，他们虔诚地、用力地踮着脚尖，力图透过黑压压的人头看到一丝钟表折射出的光亮。“铛——”梦醒了，车进站了。人群激动起来。
